2022-02-14
道德之义和生命之美以及一个趣事 ——整理《国艺》之心得体会
来源：哔哩哔哩 时间：2023-06-23 11:19:02
《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 史料卷》里对《国艺》的描述是偏向负面的，侧重介绍了中国文艺协会的封建、汉奸属性，同时笔者也注意到《国艺》的撰稿人中有陈寥士，汪兆铭（汪精卫）等人，所以对这个期刊有着更不好的第一印象。因此，笔者是带着看一本汉奸期刊的想法开始进行此次整理的。但是在真正进行目录整理之后，笔者十分惊讶地发现《国艺》的内容十分丰富，并且有许多原创作品，以及以日本文学为主的大量外国翻译作品，涉及诗词、文集、音律、戏剧、文艺评论、漫画等诸多方面，甚至有探讨中国戏剧改革、西洋音乐进化、电影价值等问题的评论文章，很难想象这是沦陷区的期刊，更难想象这个期刊的主办方竟然是由南京官僚、封建遗老等汉奸文人结成的文艺组织。
这些人在政治生活中谄媚懦弱，带着一副恶心的嘴脸，他们发表在这个期刊上的文章也是诸如《庚戌蒙难实録序》的旧体诗词，但却容许新文艺的出现，并以“努力建设东亚的新文艺，灿烂的在世界文艺坛坫上放一异彩”为发刊词，最终编出了这样称得上有意义的刊物——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吊诡之处。
【资料图】
于是我们只好承认，后人在评判历史人物时，要带着温和宽厚的眼光去看待，而不能先入为主，带上刻板印象。我们必须鼓励全面客观地看待历史上的每一个人物，而不能认为不问是非的立场就是一切。尽管持有对于汉奸人格的鄙视，但对于《国艺》这本期刊，显然我们是应该给予赞赏的。
笔者于是认识到，道德上的不义与艺术上的“义”是并行不悖的，且撇开《国艺》这本期刊，单论近代以来许多有成就的文人，道德上却也多有瑕疵。笔者整理民国期刊时注意的胡兰成，颇有才气，却投身汪伪政府；郭沫若先生在诗歌与古文字上的造诣如此之高，却在感情生活上不道德的一塌糊涂；又有周作人与日本人的往事等等。难道有天分的人都恃才自傲，视人间的道德约束为无物，以守道德之“义”为枷锁，还是说唯有抛开世俗的束缚，方可在艺术上有所造诣？自然是有这几方面的原因。
但是几日前读到的久米仙人的故事却带给了笔者新的思考。
久米仙人志在修道成仙，却在飞天之时因见一貌美女子而落入凡尘再也不能腾空。从事艺术者对于艺术价值的追求，就如同修仙者对于升天的执着，而这里的貌美女子指什么呢？理解成尘世的美好自然极为合理，但笔者试剑走偏锋，欲将其理解为生命之美。
那么这个故事放到艺术家这一主体上便可理解为，艺术天才们不凡之处分别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对文化真理的无限追求和超凡天赋，另一方面则是对于生命之美的近乎痴迷的崇拜。也正是怀着对于生命的极度热爱，他们才能在艺术的道路上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因为艺术中体现的人生意义便是生命之美的极好诠释。而对于生物而言，在物质层面，有什么样的美能超越年轻异性身上那种青春的活力与肉体的美感呢？所以，作家，艺术家出轨，私生活的糜乱似乎也就可以解释了。
由于对人类社会运行规则的某种漠视，艺术家对于生命之美的追求也更容易走向极端。即由于自身生命的不理想不完美，而产生强烈的自毁冲动。郭沫若困窘于日本，在《天狗》中写到：“我剥我的皮，我食我的肉，我嚼我的血，我啮我的心肝。”真是将那种因为生命的不理想而产生的狂飙突进的愤怒和强烈的自毁与毁他的冲动刻画得淋漓尽致。又比如《霸王别姬》中张国荣饰演的程蝶衣，对于戏曲的美感有那么极致的渴望，对于人生的圆满有着近乎偏执的追求，而在意识到人生难以达到圆满时又是彻底的堕落，所谓不疯魔不成活，最终他挥刀自刎，难道没有成全霸王别姬这出戏的悲剧之美的成分在吗？诗人顾城也是这样的例子。艺术家的生活常常大起大落，大悲大喜，少有平和的时刻，大约便是生命之美自带极端造成的吧。不可不说，以固有缺憾的生命追求肉体层面和艺术层面的绝对美感，这是一种矛盾的悲剧。
同时人的道德感似乎也与身遭的处境息息相关，也就是所谓人物所处的历史背景与个人境遇。这些迫使他们不得不做出那样悖于道德之举。比如中日关系的日趋紧张迫使郭沫若匆忙回到中国；比如北平沦陷的事实使周树人必须与日本人保持良好关系，他的日本妻子也使其处在两个民族的文化罅隙中左右为难；比如汪精卫的强势妻子等等。当然不是为如汪精卫这样的名汉奸翻案，处境不利可能会使人不得不委屈求全，但也不是彻底道德滑坡自我堕落的理由。
不同时期的道德要求也是不同的，三纲五常是古代的道德要求，但显然不是当下的道德要求。所以用现在的道德标准来要求特殊时期的人，就要小心会不会过于严苛。笔者一个不成熟的观点就是，对于任何人或事物都不存在彻底盖棺定论的可能。而所谓义与不义，其实就是道德问题。但人类道德其实工具性很强，普适性也很有限，并没有什么神圣的地方。违背道德的人虽然让我们厌恶，但他们也不过是以自己的方式在挣断枷锁，我们活在一个充满道德的社会，道德维持着人类社会的秩序，但很多道德其实并不是必须的。一些究天人之际的家伙，他们似乎真的有特权值得我们忽视他们的道德缺陷，而为他们无与伦比的成就深深着迷。
我们进一步谈谈生命与文化。
生命应该是从容的，无论何时，生命都应该有一部分留给文化。在翻阅沦陷区期刊前，我总是下意识认为，这些期刊里应该充满抗日或者媚日的内容。但其实并没有。哪怕是沦陷的南京，文化依然蓬勃向上。也许社会的动荡对于文化有所影响，但似乎并没能使它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无论现实如何，文化仍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在《国艺》里，学者对古代器物的考证依然进行，作家对新文艺的探索依然进行，弘扬国学的刊物照样如火如荼。我想这文化就如同野草，再破败的环境下它都能生长。哪怕家仇国恨，该翻译日本文学就照常翻译，但无论日本人怎么宣扬殖民文化，中华国学仍然会被继承。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沦陷区的南京的文化倒是恰好印证了这句诗。
在整理目录时，偶然注意到在《国艺》第一卷第3期，有一篇名为《七塔寺志序》的文章，作者名字叫叶恭绰。觉得这名字取得极好。绰字，解为宽松宽裕，或姿态柔美之意。恭绰，恭敬而姿态柔美。这是做学问的态度也是为人处世的态度啊，不卑不亢，恭敬认真但保有自己的人格独立。严肃但不刻板，大约是“言念君子，温其如玉”的注释吧。无意间与一位就读于西安交大的朋友提及这个名字，未曾想，友人沉吟片刻后开口曰，此作者与她的老校长重名。
叶恭绰（1881－1968年9月16日），男，字裕甫（玉甫、玉虎、玉父），又字誉虎，号遐庵，著名收藏家，书画家，政治活动家。1920年，由他建议合并的四所大学，被定名为交通大学，叶恭绰担任校长——此即今西安交通大学前身。
此青史留名的遐庵先生，是否是这篇文章的作者？虽然是一篇短小而没什么价值的文章，但既已至此，笔者索性考证一番。
这篇文章发表于1940年，此时叶恭绰先生居住在香港，虽然距离南京有一定距离，但并非不可跨越。读原文，作者有研究佛法之语，而遐庵之著作中亦有《历代藏经考略》一书，两人皆在佛法上有一定造诣。又，万君超的《叶恭绰先生年谱简编》提及，在1900年，叶恭绰曾拜访陈三立（字伯严），而此名字亦与《国艺》第一卷5/6合期中《范伯子诗文集跋》的作者同名，且陈三立死于1937年，发表于1940年的这篇文章下，特别注明为“陈三立遗著”，此陈三立应该就是那位被誉为“维新四君子”的“中国最后一位传统诗人”。叶先生认识陈先生，那么知道《国艺》也是有可能的。但笔者翻阅《民国丛书第二编 遐庵汇稿》，目录中未见此文章。并且，《七塔寺志序》中讲道，此文章是为陈廖士作序，虽然活跃在政治的叶恭绰可能认识陈廖士，然而，1942年回到上海的叶先生拒受了伪职，那么他是否肯为汉奸文人作序呢？这就未可知了。限于精力，笔者的考证就搁置于此，姑且偏向认为《七塔寺志序》确由遐庵所写，也将此次所谓“考证”作为一件趣事录于这里。
叶恭绰先生为了保护文物而奔走四方时，肯定不会想到后世有人会为了水论文字数，而考证他的名字和一篇短小的文章的关系，并为此查找了许多犄角旮旯的资料，最终洋洋洒洒写了数百字。但也正是为了写编《国艺》目录的心得，笔者才了解到遐庵先生和陈三立先生的故事，并为他们的风骨所折服。叶先生不辞劳苦地收藏保护文物，最终全部捐出，对中华文化有赓续传承之功；陈先生那年面对日军，绝食五日而死以明心意，对中华文化有明风骨证心气之绩。两人的事迹恰恰与汪精卫，陈廖士等人形成对比。历史啊，人性啊，总是让人失望，却又总是在出乎意料的时候迸发出火星，这点火光一直燃烧近百年，最后点亮了一个想水文章的学生——这也不能不说是历史的吊诡之处了。
标签：
退居幕后一年多，薇娅、雪梨干了同一件事
<< 上一篇
最后一页
下一篇 >>
- 精心推荐
